庭审这么久，终于把最重要的监控画面透露了出来。 就在今天的蔡天凤案件庭审现场，拿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证据，那就是笔录电视的监控画面。 画面中清楚的记下了邝氏三父子停车、出入的全过程，也就是蔡天凤遇害前的画面。 事发那栋屋子在大埔龙尾村，门牌五十六号B，村屋挨着村屋，巷子窄，谁的车停在哪，隔壁抬头看得见。 控方这天传了一位住在五十六号A的邻居，姓梁，他作证说在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一九年之间出于保安考虑，在自家露台上装了闭路电视。 露台上共两个镜头，对着球场和空地的各有一台，都能录像，也能收音，这是他当庭的意思。 控方问他二三年二月机器有没有在跑，梁答得干脆，说那几天一切正常，直到二月二十四号警方上门要记忆卡，他才把东西交出去。 辩护的资深大律师随后追问，两个镜头的位置是不是谁都看得见，梁点头，还补了一句栏杆上挂着牌子，写着二十四小时录影。 听到这里我停了一下，挂个牌子本来是为了吓退偷东西的人，结果反倒替警方证明了画面可用，谁也算不到这一层。 镜头对准的是空地，拍到的却是几辆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几个人从哪个门进去又从哪个门出来。 三年过去，很多人以为事情只剩下一个结论，可录像一播，最先有反应的不是控辩双方，而是旁听席上那排人。 铺子那一段是当天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部分，时间往前推到二三年二月十五号，也就是人失踪的六天前。 店里那位姓周的店员被传上庭，庭上先播了店内监控，画面里一个戴口罩的男人走进铺子，站在柜台前跟他说话。 周说自己记不清当时聊了什么，主控便引导他看画面，先看见那人取出两卷黑色牛皮纸胶纸，之后又比了几个手势。 画面继续往后走，男人从货架上取出一把球形锤头的锤子递过去，对方接过来还在比划，周推测那意思是想用锤子拔钉子。 被告席上那个人一直抬着头看屏幕，锤子后来还被送到陪审员手上，一块一块传着看。 辩方起身质疑，说在车里根本挥不动这把锤子，法官当场打断，回了一句这已经是在问证人意见了。 我觉得这句打断很关键，辩方想把话题拧到挥不挥得动，真正该说清的却是这把锤子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人手上。 上午十点十五分前后，控方把话题转到加多利山那栋房子，一位在二零一七年入职的经纪被传上庭。 他说二三年二月十六号有人找他，介绍了一位被叫作花姐的女士，想卖加多利山一个单位，那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他在大厦大堂等人，等来的是花姐和她的女儿。 经纪形容那位蔡小姐很主动，很积极，还讲了一句大意是这层楼归她负责，她决定卖得出去。 一句是这么说的，单位不在她名下，可价钱谈得拢，那个姓邝的人会签名。 他后来在庭上确认，那天是他把蔡天凤列成了卖方。 我看这段口供时停了很久，没产权的人在外面谈价，有产权的人在屋里等签字，两个人的名字写在同一张纸上，谁都不算数。 当天早上另一位经纪的供词也被读了出来，他二零一九年就认识蔡天凤，两人一直在微信上有联系。 二二年十一月七号那天，对方突然找他放盘，开价七千五百万，还说单位有一千八百多尺，四间睡房，两个套房，四个厕所。 她特别提到装修花了六百多万，屋里有一面爱马仕的墙，还强调随时可以约看楼，语气很急。 同一天，房本上的业主签了一份授权书，把处理这个单位的权限交到她手上。 到了十二月四号，她自己把价格砍到六千七百万，两天后又提出把经纪佣金从百分之一提到百分之一点五。 那位经纪在庭上说，这个价在当时比市价略高，楼市气氛也淡，可对方的积极性一点没降。 辩方后来追问，价钱下调是不是行情不好，他答加多利山那一片当时几乎没有成交记录，很难拿来做参照。 十一月七号晚上十点五十五分，她还发消息问过一句，卖方是不是写她的名字，经纪回说只是放盘纸，写谁的名字有讲究。 她说自己有律师楼出的委托书，可以改名字，经纪便请她把全名和内页副本发过来。 那份副本最后一直没到，放盘纸上写的仍是那位业主，这一处没对上的地方，辩方在庭上揪着不放。 这处细节我比任何凶器都看重，它说明那场买卖从一开始就悬在半空，谁都推得动，也谁都不用负责。 午饭后庭上换了一位负责查案的警员，他讲的是二三年二月二十三号凌晨那一段。 那天凌晨两点左右，其中一名被告在西九龙被拘捕，三点左右被带到警署，之后又被领去另一个单位搜查。 警员说同事在那个单位里找到一件黑色上衣和一条短裤，取走时都做了记录。 他解释取衣服的原因，警方先翻了加多利山单位和另一个商场的闭路电视，确认那个人案发当天的穿着，再拿衣物去对。 控方接着问为什么要连鞋一起要，警员的回答很直接，因为相信那个人在二十一号接触过受害人之后，衣服上会留下一些东西。 这句话在庭上落下时，被告席上没人动。 当天下午法庭没有开到很晚，主控报了一个进度，说控方剩下的证人不多，预计再过两天就能全部传完。 旁听席上有人低声算了算，今年开庭控方举证走了二十多天，接下来才轮到辩方那一头。 案子看到第三年，我越来越觉得它不像一场突发的恶，更像一栋房子慢慢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