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还没抵达深圳，日本媒体为何突然抖出一年前中日外交交锋的内幕？ 更让外界意外的是，当时日本竟然打算驱逐中国外交官，结果中方一句“驱逐一人，就驱逐两人”，直接打乱了日方的盘算，最终让高市政府放弃计划。 如今，高市即将启程赴华，日本却又传出推动高校军事科研、扩充远程打击能力的消息。 一边想在APEC上寻求外交接触，一边加速军事转型，日本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是想缓和中日关系，还是已经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 日本把防卫研究推向高校，军事转型正在从制度层面加速 按照日方公布的行程，高市早苗计划11月16日至19日出访，先赴菲律宾参加东盟相关会议，再前往深圳出席11月18日至19日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共有21个成员经济体。值得关注的是，高市启程前，日本媒体披露的一系列防卫政策动向。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高市政府正研究面向高校的长期防卫科研安排，计划到2031年前后，在多所大学建立持续运行的防卫研究据点，重点涉及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等领域，目标是加快新技术向防卫装备转化。 日本政府准备从明年起增加专项经费，面向高校征集项目，并调整相关安保文件，为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提供制度支持。 这并非简单增加科研经费。 高校掌握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一旦防卫部门持续提供资金、设定课题，科研成果就可能与军方需求形成稳定联系。 人工智能、卫星技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都可能进入军事应用链条。 研究并非天然等于军事项目，但资金和成果转化方向发生变化，大学与军事体系之间的边界就会逐渐模糊。 战后日本学术界曾形成反对科研服务战争的共识。日本学术会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相关声明，2017年又重申立场。 这一约束源于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教育、科研和工业纳入战争机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通过“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等安排，以军民两用为名向高校提供防卫经费。 支持者认为大学不应拒绝安全研究，反对者担心军方资金改变高校方向。 据日媒披露，今年申请防卫资助的高校项目接近300件。 高市政府还在推进更广泛的防卫政策调整。 日本正讨论修订安保文件、更新《国家防卫战略》，重点转向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和“拒止能力”：既研发远程打击武器、增加弹药储备，也加强与美国军工产业链合作，探索让民用制造能力在危机时转为防卫生产。 小烽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安全走向，不能只看领导人讲话，更要看它把钱投向哪里、修改哪些制度、建立什么样的长期能力。 11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东京审判宣判78周年相关问题时指出，日本政府没有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反而加快再军事化进程，其错误动向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高市此次赴深圳参会，既是多边外交行程，也是日本向地区国家解释自身政策的机会。 日本一边强调合作，一边持续推动军事能力扩张，就必须正视周边国家的疑虑。 去年中日闭门交锋曝光：日方想“一换一”，中方明确提出加码 更直接展示中日关系紧张程度的，是日本媒体披露的去年一次外交交锋。 11月11日，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当时曾考虑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离境；中方则在闭门磋商中明确警告，如果日方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中方将驱逐两名日本外交官。 风波的导火索，是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涉台答辩。 她表示，如果台海出现涉及军舰和武力使用的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安保法制中的“存立危机事态”。 关键不在于日本当场宣布介入台海，而在于高市把台海冲突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框架直接联系起来。 日本2015年通过的安保法制，允许在严格条件下行使有限集体自卫权。“存立危机事态”是其中的重要概念：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武力攻击，并威胁日本生存及国民基本权利时，日本政府可依法采取行动。 高市把台海局势与这一概念挂钩，等于为日本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留下更大的解释空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通常避免如此直接的法律联想。高市的答辩打破了以往谨慎口径。 中方随即严正交涉，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日方言论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随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在社交平台转发报道时使用激烈措辞，日本外务省和执政党人士强烈不满，驱逐中国总领事的主张由此进入内部讨论。 据日媒披露，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随后赴北京，在去年11月18日与中方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会谈，当面传达日方考虑驱逐中国外交官的立场。 报道还称，中方没有接受日方预设的“一对一”处理方式，而是明确表示，如果日本驱逐一人，中国将驱逐两名日本外交官，并点出可能涉及的人员。 闭门会谈完整记录并未公开，相关细节主要来自日媒援引日本政府内部人士的说法，不能视为双方共同确认的正式纪要。 但按日方媒体披露的版本，东京原本想通过驱逐一名中国外